原标题:上海弄堂,浮华城市的平静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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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怪陆离,灯红酒绿
弄堂—城市的沟壑
说起中国特色建筑,除了北京胡同还有一个就是上海弄堂了,上海这个集现代、摩登于一体的城市,在这里上演着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谈及上海,离不开对建筑的考究一一上海的弄堂建筑。
上海人往昔的居住生活中离不开弄堂。所谓"弄堂",是上海人对于里弄的俗称,也就是所谓的小巷子,多少年来,大多数上海人就是穿梭在这些狭窄而悠长的弄堂里,度过了他们漫长的人生,并且创造了形形**风情独具的弄堂文化。
多少个故事,多少个典故,多少个名人,多少个记忆,与这些大大小小的弄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没有弄堂,就没有上海,更没有上海人。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建筑特色,弄堂构成了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它最能代表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特征,也是近代上海历史的最直接产物。
木心曾在《上海赋》里的《弄堂风光》里面这样描写:
“上海的弄堂,条数巨万,纵的横的斜的曲的,如人迷魂阵,每届盛夏,溽暑蒸腾,大半个都市笼在昏赤的炎雾中,傍晚日光西射,建筑物构成阴带,屋里的人都螃蟆出洞那样地坐卧在弄堂里,精明者悄然占了风口。一般就株守在自家门前,屋里高温如火炉烤箱,凳子烫得坐不上。
蜡烛融弯而折倒,热煞了热煞了,藤椅、竹榻、帆布床、小板凳,摆得弄堂难于通行,路人却又川流不息,纳凉的芸芸众生时而西瓜、时而凉粉、时而大麦茶绿豆汤、莲子百合红枣汤,暗中又有一层比富炫阔的心态,真富真阔早就庐山莫干山避暑了,然而上海人始终在比下有余中忘了比上不足。”
这是盛夏的上海弄堂里最平常的景象,弄堂是人们主要的活动场所,吃饭、乘凉、拉家常,弄堂里的人们似乎是无所顾忌的,热闹中又有些寂静,但却是最常态的。
比起浦东、陆家嘴的繁华外,在上海属于所有人的便是一条条的弄堂,人们穿梭于这小巷子,体会到的是这个城市不同的一面,个人认为去上海除了去看看东方明珠、陆家嘴这些高楼大厦之外,最应该去看的是那穿梭于城市之下的一条条弄堂。
因为只有在那里,你才能看到老上海最真实的影子;在那里,工业化城市的焦虑和紧张似乎都会消失不见,你会看到那个整天踩着高跟鞋,化着淡妆的上海姑娘回到弄堂里的家后,也会素颜踩着拖鞋去路口买点菜;门口的小孩子成群地在一起玩游戏,吵吵闹闹却又比外面世界更加平静。
其实,弄堂的来源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第一次**战争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被允许在此居住、经商。那时候由于租界人多房少,房价也高得出奇,便有人看到这一趋势纷纷投向了房子的建设当中,最初建造的这类专供向租界内华人出租的房屋,都是木板结构,成本低廉,当然建造速度也快。
从1853年9月到1854年7月,不到一年间,广东路和福建路一带。就建造了近800多栋这种以出租营利为目的的木板简屋。这种出租木板房屋一般采用联排式总体布局,并起某某“里”为其名称,是后来上海弄堂的雏形。
这种简易的房屋并没有被完全制止,而是越来越繁荣,弄堂古代叫做“弄唐”,在两千年前的诗经中就有出现,到现在,上海的弄堂已经和北京胡同一样闻名于世。
这些城市的小巷子变成了一种文化和历史的栖息地,它像是城市的沟壑,也像是一条条血管为这个城市添加气色,这自然也少不了名家用笔对它的雕琢。
弄堂儿女的繁华梦
描写上海的作家,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张爱玲,没办法,这个上海女人的天才梦有太多太多都是在上海发生,她把老上海的一颦一笑都写得丝丝入扣,是个奇迹。
除了大名鼎鼎的张爱玲,另一位同样关注上海的就是王安忆。从王安忆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的精神源自弄堂,弄堂的真情实感只有女性可以传达。
王安忆是弄堂生活持久的关注者,她通过对弄堂生活的细腻描写,以弄堂的人物为载体,提取弄堂生活的精神,给我们展示了与都市相容的别样弄堂文化。
▲王安忆
在王安忆的很多研究作品中,《长恨歌》对于上海弄堂文化展现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弄堂,是很精致、很平常的弄堂。
虽然杂乱,但你依旧会为弄堂里的一切动容,盆里面跳着的鱼、市场里斤斤计较的阿婆、弄底传出“咯咯”笑声的孩子们以及灶间里碰撞出清脆声响的锅碗瓢盆等,上海弄堂里的声响是最具人情味的。
在她早期的作品《文革轶事》、《逐鹿中街》、《流逝》中,王安忆细致描写了弄堂生活所蕴涵的社会变迁。到了九十年代的《长恨歌》、《富萍》、《妹头》、《桃之天天》,她对弄堂生活的恒常性以及它所体现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形式有了更集中的摹写。
王安忆出生于南京,土生土长的南方人让她对大都市之下的小巷子情有独钟,南方人固有的细腻在她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地淋漓尽致,那时候看她的《长恨歌》开篇就是大篇幅的描写弄堂的各种人生百态,大到生离死别小到老鼠和气味。
在后来发表的短篇小说集《黑弄堂》、《骄傲的皮匠》等小说中,王安忆的关注点又有微妙的变化,她似乎无意费力构建故事和塑造人物,而对于弄堂社会自身的生态性产生了浓厚的探究兴趣。可以说,王安忆对于上海弄堂生态的关注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理性。
▲《长恨歌》改编电影,由郑秀文主演
“这种弄堂的房屋看上去是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灯光是如豆的一点一点,虽然微弱,却是稠密,一锅粥似的。它们还像是大河一般有着无数的支流,又像是大树一样,枝枝杈杈数也数不清。它们阡陌纵横,是一张大网。它们表面上是袒露的,实际上却神秘莫测,有着曲折的内心。那全都是用手掬水,掬一捧漏一半地掬满一池,燕子衔泥衔一口掉半口地筑起一巢的,没有半点偷懒和取巧。上海的弄堂真是见不得的情景,它那背阴处的绿苔,其实全是伤口上结的疤一类的,是靠时间抚平的痛处。”
——《长恨歌》
▲《长恨歌》剧照
上海弄堂里面多的是《长恨歌》里面的王琦瑶,王琦瑶的一生大都是平凡而非轰轰烈烈,她在这个城市里面实实在在的成长着,生活着,她的一生展示了在社会变化的翻天覆地,而弄堂的生活却依然不紧不慢地按照自己的调调旋转着。
王安忆说:“我一直生活在上海,对上海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语言、世界观都一直有潜心的关注。”而她对上海的理解在她的小说中,也在众多的弄堂中。
▲《长恨歌》剧照
如果说,王安忆对上海弄堂的描写细致到人物、历史。那么另一位作家陈丹燕就是把当今上海的弄堂写出来,你边看边逛,仿佛不用去此处就已经在她的文字里触碰到了弄堂的老大爷和对你嬉笑的孩子。
”走进上海人的弄堂里,才算得上是开始看上海的生活,商业大街、灯红酒绿、 人人体面后面的生活。上海人爱面子,走在商店里、饭店里、酒吧里、公园里,个个看上去丰衣足食,可弄堂里就不一样了。”
这是陈丹燕的作品《上海的弄堂》,她的作品中有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城市书写的重要时期,上海曾经的繁华旧梦是很多作家描写的重点。
▲陈丹燕
“平平静静的音乐开着,后门的公共厨房里传出来炖鸡的香气,有阳光的地方,底楼人家拉出了麻绳,把一家人的被子褥子统统拿出来晒着,新洗的衣服散发着香气,花花绿绿的在风里飘,仔细地看,就认出来这是今年大街上时髦的式样。你看见路上头发如瀑的小姐正在后门的水斗上,穿了一件缩了水的旧毛衣,用诗芬在洗头发,太阳下面那湿湿的头发冒出热气。”
这就是弄堂的日常,在作家的笔下描绘的如此真实,想必是一定在弄堂住了很久,这平凡的一幕幕日常生活景象像极了我们,可这就是上海弄堂以及上海人的平静。
“要是一个人到了上海而没有去上海的弄堂走一走,应该要觉得很遗憾。下午时候,趁上班上学的人都还没有回来,随意从上海的商业大街上走进小马路,马上就可以看到梧桐树下有一个个宽敞的入口,门楣上写着什么里,有的在骑楼的下面写着"1902",里面是一排排两三层楼的房子,毗临的小阳台里暖暖的全是阳光。深处人家的玻璃窗反射着马路上过去的车子,那就是上海的弄堂了。”
行在小巷,遇见一个姑娘
整个上海,有超过一半的住地,是弄堂,绝大多数上海人,是住在各种各样的弄堂里的。
卢汉超在《霓虹灯外》中所言:“如果缺少了对里弄这种特殊的建筑以及由它培育出来的邻里社区的研究,上海的社会史或者文化史都会显得不完整。就上海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所处的重要地位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研究上海的里弄文化也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市民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环。”
在霓虹灯外的上海是柴米油盐姜醋茶的弄堂,是王家卫电影里的穿着旗袍挤在小巷里的苏丽珍。可是如今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上海的弄堂建筑被大量改造,弄堂文化也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时刻。
经过多年的旧城改造,上海80%以上的弄堂都被拆除了,现在能看到保留比较完整的弄堂已经少之又少。现在所剩下的弄堂,除了极少数建筑品质、质量很好的外,大部分弄堂的状况都很糟糕。
随着社会的发展,上海弄堂在时代的变迁中慢慢发展并更新。弄堂建筑自产生到现在只有一百多年,但是上海的文化内涵却与其密不可分。上海弄堂,对居住在上海的人来说,虽然只是一个住宅,但是在弄堂里上演的故事却比其他地方更为精彩。
在弄堂这个狭小的上海空间里可以感受到无穷的文化趣味。上海人常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的居住环境:螺蜘壳里做道场。可不是嘛,人人在狭窄简陋处做成复杂的事。
其实,比起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我更加喜欢这细长的弄堂和吵闹的胡同,这些小巷子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像一条条密密麻麻的粗大血管,里面的历史文化和人们平凡的家长里短就是血液脂肪。
那些城市上空的公寓住宅,远离人间烟火的三层别墅把人们都隔绝开来,有时下雨却只能撑着伞挤在公交车里,走在马路上却被呼啸而去的轿车溅的一身泥水。
如果可以,谁会幻想在柏油路上被摩的师傅?我倒是希望可以撑一把油纸伞,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遇见一个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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