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城市的温存,或许只是一个屋檐
我们像孩子,总是被五彩斑斓的色彩、光怪陆离的故事、百转千折的爱情吸引。
这就像一座城市赋予我们的想象空间,城市拥有戏剧人生中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机会、金钱和名誉,广州城就是通过不断迭代,让自己的诱惑富有时代和生活气息。
作为中国南方经济拼图中最重要的一片,广州从改革开放就开始吸引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追梦,但没有人知道自己抵达一个城市时,将承担什么。
但每个人的付出和隐忍,都是为了追求所谓更好的生活,如果把这种好拉成一条直线,那么这条线没有尽头。
然而起点却很明显,那就是亟需在城市里,找到片瓦遮头的人。
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和管理者,盘活社会闲置的资源,让那些底层的、年青的、成长的人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定位,让租房也能安家的思路成为一种风潮,成了提升城市幸福感的捷径。
城市的幸福感,取决于每个人最基本的居住幸福。
扫不尽的忧愁
代兰的女儿今年出嫁了。在那以前,她的女婿甚至都没到代兰家吃过饭。
她知道自己家庭条件不好,在广州生活了20多年,到头来还和妹妹一家人合租在一套半地下室的屋子里,与其说是家,不如说只是有一个立锥之地的逼仄潮湿空间。
另一个原因是她深层的愧疚:“女儿才8个月大,我就把她送回四川老家了,她跟我们不亲,以前打电话回去都不接。”
不得已离开四川农村,是因为代兰家乡的耕地,养不活她兄妹三人。1992年,19岁的代兰来到广州,进过鞋厂,在餐厅当过服务员,但她受不了约束,最终选择了做一个环卫工人。
最后,代兰选择以环卫工人的身份进入这座城市。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一定会把事情做好,不喜欢有人一直在后面找我的麻烦,尤其是在鞋厂的打卡制度,还有做服务员一直被人盯着的不适感。”代兰用这种方式解释自己对自由的理解——不受具体制度和人的约束。
入行的第一份工作是粪管处的厕工队,当时广州大马路少,不少城市居民大多都生活在小巷子里,大车进不去,代兰每天要把巷子里的污秽物用小车清理出来,集中到临街的化粪池。
对这个工作她表现得很坦荡,实际上所有的城市都走过那样的阶段,尽管这一切听起来很遥远,但距离现在,不过25年。
1995年,广州的城市面积只有259平方公里,是现在城市面积的大约30分之一,那一年,中国房地产业销售持续下滑,超过5000万平方米的商品房空置。
但另一边,代兰仍然不得不和她的几个舍友,挤在同福路李巷大约20平方米的单位宿舍里。正因为如此,她不得不把刚出生8个月的女儿送回四川。
到了2021年,她把孩子接回广州,并租下了海珠区江南大道北一处半地下室的房子,这不妨碍她继续为广州的城市发展做贡献。
逼仄的居住环境始终是生活的一大限制。
之后的生活,她每天骑着单车,横渡海珠桥,在大新路和大德路的马路上工作8小时,清理大概2000平方米的街道面积,相当于每年她要扫两次北京颐和园。
春节期间的春暖花开,秋天的秋高气爽,对于所有的城市居民来说都是赏心悦目的事,唯一不开心的就是代兰他们那个大约6万人的群体。“新芽的芽孢、落叶,怎么都扫不完,还有春节的花市,那些垃圾我们至少要三天才能全部清理完。”
心理上,她也饱受煎熬。环卫工人本身就是极具话题性的职业,尽管人们认为她们改善了城市的面貌,但代兰在过去仍会被路人瞧不起的眼光刺伤。
事实上,环卫工人是每座城市最有理由享受舒适空间的人。/图虫创意
代兰知道这就是大城市,除了直达天堂的建筑,更多的建筑仍蜷伏在昏暗、吵杂和不安之中,就像那些为城市发展默默付出的人,渴望阳光,渴望离开那个潮湿拥挤的地下室。
实际上作为一个为广州的城市面貌奉献了20多年的环卫工人,她有足够的理由享受城市的雨露均沾。
闲置房屋纾困
20多年来走街串巷,代兰话不多,但仅凭双眼,她就知道这个社会贫富差距大,社会资源也并没有完全盘活,她看到每到夜里,城市万家灯火,但仍旧很多房子空无一人。城市里唯一等待她的那盏灯,来自半地下室,光线进不去,也出不来。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进程中,基本的保障是让城里人下得了乡,也要让农村人口进得了城,但在大多的一线城市,以代兰为代表的群体——无根的奉献者——仍然非常庞大,这也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的背景之一。言下之意就是要盘活城市闲置房源和土地,让普通百姓都能居者有其屋。
对此,早在2017年8月初,建设银行总行派出6个调研组,赴全国12个住房租赁试点城市,对住房租赁市场进行全面调研。8月中旬,建行正式启动住房租赁战略。
以广州为例,建行广东省分行住房金融业务部副经理陈明凤说,广州越秀区长期是很多机构和政府的所在地,财富集中,房屋也相对密集,但的确有很多房子是空置的,“并不是户主不想盘活这些资源,而是他们没有精力直接面对租户处理各种琐碎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不想放盘给中介,因为个人信息得不到保障。”
除了这些“闲置”的房产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和企事业单位自建的福利房(直管公房)和各级机关和团体自建的国有或集体所有的房产(自管公房),这些房子在广州所有住房中的总量达到了13%。按照广州常住人口中,每3人就有一套房子计算,这些房屋的总量有65万套。
原先,自管公房的内围给人一种压迫感。
“由于年代久远和人员流动,这一部分房产也因为早期建筑结构不大合理而被闲置,这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陈明凤在过去的几年里,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以建行的身份找到这些房子和房子的主人,进行确权与授权,然后通过金融、合作等方式,把一部分房源推向市场,一部分用于改善基层劳务工作者的居住环境,以期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房价快速上涨、房价收入比畸高、租售比严重失衡等问题
2019年,代兰的直管机构海珠区城管委,向环卫工人们发出一个通知,大致是满足一定条件的,可以申请有政府补助的公租房,她满足一切条件。
这些房子,便来自于自管公房,按照陈明凤的说法,房子由珠江租赁公司统一进行清点,并对房屋进行基本装修,由于这些房子属于底层人员的安居保障工程,因此每个月的租金定价为每平方20元。
“后来珠江租赁就和我们合作,他们按照每平方14.5元的成本进行硬装,作为银行,我们有很多合作伙伴,所以我们和各个供应商商量,最终做到了每平方5.5元的价格进行软装。”
这就让一间20到30平方的房子,租金控制在了400到600元左右,远远低于市场最低租金。
改造过后,自管公房的阳光倾泻而下。
这是代兰提交申请时受到的最大诱惑。
2020年4月,代兰收到了回复,房子定在了南园大街上,面积大概30多平方。来广州25年,那些在大街上的付出和忍受的不公,对她来说得到了释放,尽管是租来的房子,也应付了她女儿的出嫁。
更重要的是,她觉得即便是租的房也是家,因为长租即长住,长住即安家。
实际上,珠江租赁接管了广州市3000套直管公房,第一批已经改造了543套,除了满足环卫工人的需求以外,还在不同地段依据不同人额需求,进行改造和推向市场。
而这些不过是已经被盘活的广州房源中极小的一块拼图,这背后,一股更大的“城市改造”计划正在慢慢推进。
居者有其屋
当人们不断挑起广州和其他城市的发展差异时,广州人多少有点不在乎,他们仍然习以为常地为自己的包容和闲适生活而感到荣耀。
比如丰富而低廉的食物价格,或者城中村1000多元的租房价格,都是广州欢迎新参者的实际举动。
广州有300多座城中村,这种以握手楼为特点的中国南方建筑,类似于人们常说的城市棚户区,或者是贫民窟,但这种说法虽然残酷,但它廉价。
不能更好了吗?
城中村在广州有悠久的历史,甚至在晚清,这些村落曾是“团练”的诞生地,他们为了抵御英军入侵,这些以宗族为基础的村落便有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时至如今,开发城中村仍然会遇到产权、土地属性和利益争夺等各种问题,但广州杨箕村和猎德村的整体规划,为城中村的改造提供了范本。
杨箕村既保留了建筑特色,又实现了公区美观。
建行在调研这种城市特点时,也有自己的观察,并且提出要通过信息数据服务,以简洁明了的实现方式提升社会住房资源利用效率;以互联网为纽带,打造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把住房租赁市场供给、承租、撮合、金融服务、融资、综合服务等所有的参与主体都融入到平台中来。
这种思路落在广州,便诞生出把城中村打造成“特色小镇”的行动,但整体村落的改造并非个人财力所能及。以广州白云区接近机场的人和镇凤和村为例,大多村民都在早期移民,村子成了典型的“华侨村”、“空心村”。
过去的白云区凤和村,并不是一个人人宜居的区域。
为了对接空港经济,配合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行利用低利率的**和与客户达成的产业联盟的低价采购优势,推动对这些村落进行微改造,以特色小镇的方式,打造“新型城镇化”模式。
建行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前瞻布局,为培育健康稳定的住房租赁市场贡献金融力量,和普通的**相比,建行为这一类的住房提供了极低的利率。
另一方面是建行试图通过国有大行的努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发起一场社会启蒙运动,让租房成为一种时髦时尚习以为常的事,让租房成为一种日常的消费习惯,一如代兰能安心而有尊严地留在这个城市。
但为了实现这一点,前期工作仍然纷繁复杂,仍以凤和村为例,必须区别与传统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征地拆迁的模式,在不改变土地和物业权属的前提下,和村民建立合作关系,通过长期租赁房屋、民宅、农田进行创新化建设和经营,打通机场和小镇的经济联系,提升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也为那些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提供极具性价比的住房空间。
经过改造,凤和村的街区甚至具备了网红打卡的潜质。
这也是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此前强调的,要转变人们对固有住房的思维模式,做到从“理财”到“理房”,而作为银行层面,也要“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住房租赁业务“为有房人理房、帮无房人安家”,撮合租住需求,引入金融活水,培育超大规模的新型资产管理市场,引领“长租即长住,长住即安家”的新风尚,
在2020年11月20号,田国立为此专程到广州调研,他向我们说:“发达国家租房比例30%到40%,因为很多人没有那么大资金购房,但他们如果省下买房的钱,就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比如改善业余生活,发挥自己的专长。”
实现人有所居,建行的这一项目体现了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
“比如已经买房的,可能三五年也会给房子做个简单的翻新和添置,但通过住房租赁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这也就改善了社会资金的流动性,并且居者有其屋并不是让每个人都买房,而是有一个满足自身需求的房屋,所以建行在市场里会寻找不同的房源进行不同层次的装修,以体现社会的公平性,环卫工人的安居保障房就是一个例子。”
这种说法像极了日本连续剧《半泽直树》里对银行人所提出的要求:永远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和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样才会不经意地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才会让银行人的眼光更长远和有使命感。
这也符合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的,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这些创新,还包括理念方法、体制机制对未来发展的推动。
只要用心,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落脚的地方。 /建融家园 建方·寓
住房问题关系民生,涉及环节极为复杂。既有房屋捆绑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外地人与当地土著身份差异问题,也有如何动员市场各方力量,推动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的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租房者成为城市主人的屏障,需要多方共同治理。
作为深耕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国家队,可以充分进入市场最前沿,帮助推进社会观念和制度创新,并且在住房租赁市场上,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代兰还有三年就要退休,在过去的25年里,她只在40岁的时候被女儿带去从化玩过一次漂流,除了回老家,她再也没有去过其它地方,所以她把退休后旅行的目的地定在了三亚。
因为那里“阳光明媚”,可以驱散她心里潮湿的回忆,这个回忆实际上是城市对这些群体的忽略所造成的,幸好这一切正在改变。
✎作者 | 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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