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东林寺：荻花犹在江州放芦花近在沩水畔
追随着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青衫身影，我在九江经过，枫叶荻花匆匆一瞥后,天色已晚，还有漫漫回程等着我，但是在上高速公路前，决定还是要去趟庐山下的东林寺。此寺不但白居易、刘长卿和李邕去过，也有鉴真停留，湖南诗僧齐己更是一住就20年……
1000多年后的今天，我哪怕只看上一眼，也是得去的。
白莲清香在，相见白云下
在庐山的西北麓，我先看到了西林寺，继续绕着不高的灵竹山而行，便来到了东林寺。寺前临溪，入门有虎溪桥横卧，葱茏的古木下，有灰色长袍的僧人轻快走过，我只见他们戴着斗笠的身影，瞬间消失在长廊里。望南眺望，尚可看到香炉峰，净秀之感扑面而来。
逗留时间不多，简单环顾四周，便径直来到东林寺藏遗存的展馆。我想在这里印证一些想象，基于一直以来的行走和沿途收集的零碎素材而诞生的想象。
胡适曾说过，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其中，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而我眼前的东林寺，是净土宗的发祥地，和陕西西安香积寺同列净土宗祖庭。
入唐以后，由于政府的支持，汉传佛教迅速发展，不仅在国内诞生了八大支派，汉化后的佛教还向国外继续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这对于唐文化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助益不少。东林寺在当时作为净土宗的祖庭名满天下，是无数名士诗人造访与探讨思想和学问之地。在东林寺留下的那些闪光的名字，与在同一时代岳麓山上道林寺留下的，重合度极高。
空前的发展也潜伏着危机，由于佛教的发展逐渐达到了与本土的道教分庭抗礼阶段，而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之间矛盾日益尖锐，随着中晚唐政权的更迭，灭佛和扬佛行动交替涌现，佛教为适应这一形势又使得禅宗一支发展壮大，江西与湖南成为当时南禅宗的发展腹地，净土宗与禅宗始终交互影响。
虽然禅宗顺应时势快速发展，但净土宗始终是一座高山，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属禅宗沩仰宗的诗僧齐己，可以在初为律宗的岳麓山道林寺寄居10年。游历天下后，又从52岁开始，在净土宗庐山东林寺一住就是20年。他在此研究学问、潜心写诗，避祸战乱，这位以《全唐诗》录入为计诗歌产量第五的他，甚至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白莲集》。
红泥小火炉，一窑连两寺
唐的繁荣首先是思想和文化的繁荣，数不清的高僧大德名士，数不清的诗人，就诞生在这个时期。作为语言艺术的最高峰，诗歌之盛成了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诗歌也出现在长沙铜官窑上。诗人也是那个时代最好的画家，他们描摹的风景、人物，穿过历史的时空，栩栩如生，永不腐朽，记录了那个时代典型性瞬间。
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来过庐山的东林寺，杜甫、白居易去过岳麓山的道林寺。尤其是白居易，这位在长沙铜官窑诗文壶上留下“红泥小火炉”温暖篇章的诗人，曾与元稹一起“外服儒风，内崇梵行”，修持律宗和净土宗。白居易年少成名但仕途多舛，贬谪江州以后，反而精神上进入到一段难得的安定时期。也许是对信仰的感受更为真切，也许是东林寺凝聚的文化氛围产生的引力，欢喜和热爱都是一种不由自主。据说他常来东林寺，甚至在风雪之夜，“索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最后连新年他都懒得在官衙应酬，而是来到寂静的东林寺，“新年三五东林夕，星汉迢迢钟梵迟。花县当君行乐夜，松房是我生禅时”。
白居易常常认为自己前世是一名诗僧。
而那位产量仅次于白居易的真正诗僧齐己，无论是在东林寺，还是离开东林寺，也写了很多与它有关的作品。在《寄怀东林寺匡白监寺》里，他深情陈述了自己与东林寺的缘分以及僧人们的相互欣赏：“南岳别来无约后，东林归住有前缘。闲搜好句题红叶，静敛霜眉对白莲……”
无数的僧人，为信仰而勤奋的步履和虔诚的身影，在客观上传播着经济的成就与文化影响。鉴真在天宝九年，经大庾至江西虔州（今赣州）、吉州、江州（今九江），途经东林寺停留，与僧人智恩相见恨晚，并在第六次东渡时得与智恩同舟共济，将东林寺净土一派的教义传入日本。
而更多僧人，他们手中拿着陶罐，出入尘世，一为化缘，二为普度。思想与文化的教化，也在实用的器皿和实在的行动之中。我在东林寺看到了一个晋代的乞米罐，也在一排排僧人历史用品遗存中，看到了晚唐五代时期长沙窑那经典的碗底，不知道是不是齐己带过来的？那绽放在《琵琶行》里浔阳江头的荻花，与绽放在潭州沩水河畔的芦花，何其相似。“八月江行好，风帆日夜飘。”而那承载着绚丽唐文化，曾远销海外的长沙铜官窑，同时也是湖南江西两地经济、思想与文化交流的见证者。
文、图/溪客（专栏作者，插画师，摄影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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