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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1/2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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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生活,都在这些家书的字里行间

原标题:上海人的生活,都在这些家书的字里行间

鱼传尺素、鸿雁传书,在我国传统社会,家书是传递情感和信息的主要途径。哪怕人在天涯,只需一封家书,便足以缓释千里外亲人“意恐迟迟归”的心忧牵记。

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家书抵万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书信也渐从人们常用的通信工具中悄然退场,但笔墨生香所带来的情感是不会轻易被取代的。那些熟悉的字迹、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氤氲于一封封压箱底的尺牍信札间,余温犹存。

家书里记载的种种琐事也往往和写信者所处时代的大事连在一起,那些普通的个体,同样是创造历史不可或缺的主角。在家书里,你会发现那些时代的青春和生命似乎近在咫尺,循着泛黄的纸页,可以重新体验他们的遭际。因此,家书这类普通民间书信,为多视角观察历史事件、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的真相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具有颇高的研究价值。

通过文献调研,目前书信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名人,分析他们的思想、工作、经历、生活、社会环境、人际关系和性格特征。关于民间书信的研究却少人问津。为了填补这一空缺,本研究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法、文献调研法,对20世纪50—80年代上海居民与朋友、家人、同事的书信进行文本分析和数据挖掘,了解当时人们的基本生活状态,对当时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做了细致的分析,为中国社会发展脉络和水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20世纪50—80年代上海居民基本生活状态研究

——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书信数据集(百姓家书)

钱晓洁 冯思文 冯思源 谢冰玥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书信数据集(百姓家书)为20世纪50—80年代的上海居民书信,共9组,105封信件,主要是上海人与其亲属、朋友、同学、同事之间的通信,谈论的话题具有时代特征,如家庭、购物、升学就业、爱情婚姻等。由于书信数据集中的书信皆以图片的形式呈现,为了进行深入分析,笔者对书信内容进行了整理,形成电子文字稿后,统计与衣食住行四方面相关的词条,得到以下词频总表。

关于“衣食住行”文本词频总表

13%的书信提及衣着。关于衣着的词频在衣食住行四项总频次中的占比约为12%。

从书信中了解到,20世纪50—80年代浙江和上海在资源上有一定的差异,上海的资源较为丰富,所以,在黄岩的亲属会拜托上海的亲属代买一些布料和衣物。当时,衣物面料主要为布料、棉、呢子、尼龙。如“请你给我深灰呢,大概是20~25元左右,买一件女上装料”。

关于衣着文本的词频分析树状图

服饰深受气候、季节、区位以及日温差等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体现出空间的差异性、时间的延续性和变化,人们会根据地域、气候购买不同布料的衣物,如“西宁现天气是最佳季节。早晚凉爽,中午较热,无风沙。穿背心即可。空气较稀薄”。由于当时运输业不发达,购物十分不便,人们会向亲朋好友寻求帮助来代买衣物和鞋子,如“一双22号的女皮鞋。我在市内跑了许多地方也买不到。桂琴不好意思让上海买。可是北京却就是买不到,确实令人生气”。

昔日人民路绸布店

每个年代的穿衣佩戴风格往往受当时的观念和经济发展情况影响。20世纪50—80年代,女式服装保守、颜色单一,以灰、黑、蓝为主流颜色。大多数衣服都是手工缝制且布料须自行购买,数量有限。

29%的书信提及食物。关于食物的词频在衣食住行四项总频次中的占比约为30%。

1954—1989年的书信来往中,1977年上海人的亲属通信提到食物的频率最高,1954—1964年上海教师的同事、朋友间通信提到食物的频率最低。

1978年以前物资少,物价水平低,相应的票面金额也非常小。信中提及购买食物的金钱数额大都以角为单位,1977年间的一封信详细写道,“毛豆三角一斤,肉一元零点一斤,西瓜一角钱一斤”。

也有以“厘”为单位的金额,如“价格6角4分8厘,加运费托运1分6厘”。而1978年以后的一封信中写道“给我藏20元”,首次出现大额数值单位。与此同时,“厘”和“角”正在慢慢地从人们的生活中减少、消失。

关于食物文本的词频分析树状图

20世纪60—70年代的生活物品都是定量供应且须凭票购买,如“粮票只有0.20左右一斤”“每人多供应0.8元的肉票”。改革开放以后,粮票依旧是人们的主要购买方式,但人民币的占比也在逐渐上升。我国直到1993年才正式停止使用粮票。

信中提及的食物种类丰富,其中,肉类只在1977—1979年被提及,且提到次数最多,如“哥哥黄鳝买到了没有?老爹这次替姑姥家买了些虾米、蟹肉”。

食物分类树状图

20世纪80年代以前,运输业不发达且资源有限,“代购”是常事。亲属间的通信中频繁提及“代买东西”和“已经收到”,这表明当时人们会通过书信请求长居外地的亲朋好友买当地难以买到的食物,如橘子、虾米、蟹肉。

1983年国际饭店的一桌酒席,价值二三十元,茅台酒八块钱

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活条件转好,粗粮食品逐渐从百姓的餐桌上退出,细粮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上海人追求营养,口味多变,饮食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25%的书信提及居住。关于居住的词频在衣食住行四项总频次中的比约为30%。

关于居住文本的词频分析饼状图

20世纪50—80年代,围绕房屋所展开的话题有住房情况、修缮房屋、旅游外出住房、房屋证明、房屋出售以及床上用品。其中提到最多的是住房情况,占房屋话题的29%,随之则是房屋证明、出售与修缮房屋,分别占房屋话题的24%和23%,床上用品占话题的18%,旅游外出住房只占6%。

20世纪70年代黄浦江

房屋环境是在书信集中涉及最多的话题。离家在外,通过书信与家人们交代自己的现状、所处的环境,就会提到住房情况。

例如,“我们营房比较大,床挨在一起。两个人睡一床,虽然比较挤,但也很热闹。”(1958—1984年上海出版社职员的朋友间通信)

“本厂待遇较好:有电影院、供销社、理发店、饭店。我们住的大楼,应该按照车间分配宿舍,但目前暂时先分时住几天。我和×××二人一间,其他几人都是老工人单身。房间五只双人床,暖气、日光灯、用水啥一般都还可以”(1958—1984年上海出版社职员的朋友间通信)。

“另外我们的寝室已从一楼搬到了三楼308号房间,教室也由我们原来北面的搬到对面在南边的教室了”(1971—1989年上海老师的朋友间通信)等。

关于居住文本的词频分析树状图

新中国成立初到改革开放前,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福利化分房和低租金公房制度,但人们的住房条件很艰苦。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住房保障进行了调整,深入推进改革,从分房到自己拥有房屋,由此,上海人对房屋的证明与买卖开始逐步重视起来。在1972—1982年上海人民的亲属间通信中,多次提到房屋证明与买卖问题。

上海人通过购买建筑材料自行对房屋进行修缮,如“前两个星期我们把房子改修了一下,我们把围墙改成了门面,我们用的材料,是我妹妹在施工队买的,价钱很便宜”(1979年上海工人的女友间通信)。

以下几个建筑材料经常在信里被提及,如“50万砖需25吨线材,1寸半元钉也买2斤,9斤主钉等”(1976年上海工人的同事、亲属间通信)。

在20世纪50—80年代,手工劳动不仅仅限于房屋维修,还包括床上用品(如棉被、床单等)的制作。如“妈妈和姐姐也能来那就更好了,被子问题,今年到秋天的时候最好能弹两床被胎,家里也正需要”(1977年上海人的亲属间通信)。当时上海人更多的是自己动手制作生活用品。

书信集中与旅游、外出住房相关的词条最少。如“旅途疲惫,因此进入铁路旅馆后,生活感到极大的不便”(1977年上海人的亲属间通信)。当时大部分上海人的生活并不富足,只有少部分人有机会外出游玩。

25%的书信提及出行。关于出行的词频在衣食住行四项总频次中的占比约为27%。

20世纪50—80年代,50%的出行目的为探亲。交通方式有步行、自行车、火车、轮船、汽车。

出远门的主要交通工具为轮船。出行范围较广,有苏州、海门、武汉、南昌、烟台、上海、江西、上饶、南京、杭州、青海等。

20世纪70年代末的书信中提到的交通工具多为自行车、轮船,如“8号顺利地到达了海门,10号上午乘黄岩轮船回家”(1977年上海人的亲属间通信);“婶来找我时骑自行车”(1976年上海工人的同事、亲属间通信)。

那时候没有堵车,自行车在街道自由驰骋

20世纪80年代的书信中提及火车、汽车,如“下午你坐火车要五点钟左右才能到杭州”(1982年上海运动员的同学亲友间通信);“乘汽车的一个半小时,由于时间、经济上的原因,也不可能每星期都回去,仍然是分居两地,还谈不上团聚”(1971—1989年上海老师的朋友间通信)。

改革开放前,城市的交通资源极为有限,道路建设也十分落后,人们要出行,除了用双脚行走之外,公交车和自行车是可以代步、负担得起的交通工具。但是公交线路少,车厢经常拥挤不堪。相比之下,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中国因此曾被称作“自行车王国”。

关于出行文本的词频分析树状图

此外,9个书信集中1971—1989年上海老师的朋友间通信书信集所含关于出行的词频居首位,1977年上海人的亲属通信和1958—1984年上海出版社职员的朋友通信分别排第二、第三。

这说明“文化大革命”后老师生活条件转好,地位有所上升,如“本月中旬,我去南京出差了三、四天。是去测定关于生产标注件的工具(搓丝板)的几个数据;关于旅游的事,我让你们失望了,原因不单单是经济问题,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他的我不想解释,反正我是不能去了”(1971—1989年上海老师的朋友间通信)。

通过阅读前人的书信,可大致了解交通工具的变迁。经济发展快速,人民生活日益变好,从前稀罕的交通工具晋升为常用交通工具,催生了新交通工具。交通工具的更新迭代暗示未来交通工具的发展方向——高效化、环保化、智能化。

1983年,上海电影局电影海报《咱们的牛百岁》

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物质生活水平往往是经济水平的具象化表现。20世纪50—80年代物资有限,各产业技术还不发达、不成熟,上海居民倾向于“原生态”生活,自己动手。

他们对食物最重视,其次是住、行,最后是衣。关于食物,“代购”是常有的事,经济转好后,他们开始追求精致食物且种类越发丰富;关于住房,改革开放后,注重房屋修缮、产权与买卖;关于出行,出行目的主要为探亲,出远门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轮船;关于衣着,布料有限,颜色单调,衣服须自制,款式保守。

由此可见,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年代,人们的经济能力也随国家的发展而增长,绝大部分的人民群众解决了最基础的温饱问题,开始追求更精致、个性化的事物,精神方面的需求也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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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计龙 主编

伏安娜 殷沈琴 朱宇红 副主编

ISBN:978-7-309-11592-5

2020年10月 出版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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