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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0/31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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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苏州河隔开两个世界|《八佰》中的上海租界到底有多复杂?_英国政府

原标题:一条苏州河隔开两个世界|《八佰》中的上海租界到底有多复杂?

前段时间热播的电影《八佰》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抗击日寇的英雄们,还有一半天堂,一半地狱的魔幻现实场景:苏州河一侧的租界纸醉金迷,另一侧的四行仓库战火纷飞,仿佛是两个互不干涉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真实的上海租界到底有多复杂?

上海租界到底有多复杂?

文 | 熊月之

来源 | 《12堂“四史”公开课》

从“华洋分处”到“国中之国”

我们常说,租界是国中之国,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讲,租界一开始不是国中之国。首先,最初租界只是将土地租给外国人,外国人在此居住,在此经商,租金一亩地1500文。其次,这个土地的主权是我们国家的,因此租界绝不是殖民地。开始是严格规定华洋分处,外国人住在租界里面,中国人不能住在租界里。如果仅仅是外国人住,没有中国人住,租界的范围就很小,影响也就很小。从1843年开埠,1845年上海开始有租界,一直到1853年,上海都实行华洋分处,中国人可以进去扫马路、卖菜,但不能住在里面。在这8—10年中,租界发展是缓慢的,如果一直像这样发展下去,上海租界影响不会很大。

上海一开始是华洋分处,到1853年以后才华洋混杂,起因就是小刀会起义。小刀会起义一共持续了17个月多一点。1853年9月小刀会把上海县城占了,然后清军就打县城,打小刀会,打来打去,打了17个月多,到1855年初才把小刀会镇压下去。小刀会起义发生时,县城里外共有35万人,到小刀会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县城还不到4万人,90%的人都跑了、死了。死的当然是少数,大多数人都跑了,一小部分跑到乡下去,相当大一部分跑到租界里面去。最初的租界是今天外滩河南路以东、黄浦江边、金陵东路那一带,原来是华洋分处,不让中国人进入。但战争发生了,难民涌来了,租界没办法,只好让他们进来。那时英国政府和租界当局都是希望把这些人赶出去,战乱结束以后也不希望这些人留在租界里。因为原来只有两三千人、很容易管理的地方后来进来几十万人,要租房、要消费、要吃饭、要有垃圾出来,这些事情都必须由政府来管。

位于旧时法租界的上海武康大楼

租界当局和英国政府都不希望华洋分处变成混处,但租界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实行地方自治,权力是靠投票来决定的,靠有钱人投票决定。租界里的商人们觉得混处有好处,人多了,生意就来了,东西就好卖了,房地产就起来了,因此欢迎华洋混处。小刀会起义的时候,上海房地产的涨幅远远超过我们这些年上海房地产涨价的幅度。随便什么地方盖个房子,马上就有人来住,最早一批老式石库门房子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建起来的。石库门房子的容积率比较高,房子比较密集,在有限的面积里可以盖更多的房子,容纳更多的人。盖房子的人和出租房子的人,也就能赚到更多的钱。因此商人投票的结果是欢迎华洋混处,接着修改章程,上海租界就变成了“国中之国”,变成了中国政府管不到的地方。

租界形成的历史原因

那时候中国政府干什么去了,上海地方政府干什么去了?怎么不管国家的主权,不管地方的主权?怎么就让外国人占领了呢?这就是因缘际会。1853—1854年,清朝正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太平天国把南京攻下变成了天京,清政府从各个地方调动军队来镇压太平军,打不过,只好用曾国藩他们来打。那时候真的是很困难,清政府顾不过来。而上海地方政府更复杂!小刀会占领县城以后,把知县袁祖德杀掉,又把上海道台吴健彰抓起来。小刀会起义首领刘丽川和吴健彰是广东香山老乡。道台是广东人,到上海来做官,旁边必须有一批听得懂地方话的人帮他,小刀会把吴健彰道台身边的人都发展成小刀会的会员。吴健彰身边一个最重要的谋士,是小刀会潜伏、埋伏在他身边的“地下党”。

《小刀会》连环画

当时道台银库里有几十万两银子,道台要把银子弄走,他身边的人知道后就把信息捅给小刀会,小刀会就要把这银子抢出来。因此小刀会起义最初是为了这几十万两银子,但起义以后事情发生了很复杂的变化。话说回来,小刀会起义后吴健彰被刘丽川抓住,老乡关系就发生作用了,刘丽川弄个绳子从城墙上垂下去,偷偷把吴健彰放走。吴健彰逃出以后,怕被清朝政府杀头,就拼命想办法弄钱送给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军。吴健彰在一条船上办公,连个办公室都没有,根本管不了上海地方的事情,上海的地方政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各种各样的因素凑在一起以后,1854年以后上海租界的性质就变了,从华洋分处变成了华洋混处。租界的政府就是工部局,管理社会治安有巡捕,犯法有法庭处理,这不就变成“国中之国”了吗?

“一市三治”

上海在近代以后出现了一个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奇怪格局,叫“一市三治”。一市就是一个大城市,大上海。三治,就是三个政府管理。近代上海有三个政府:一是公共租界,管苏州河南北,延安路以北那一大块地方;二是法租界;然后是华界,包括南市、闸北两块。三个政府,三套法律。电压都不一样,有110伏,也有220伏。电车轨道不一样,从闸北通过公共租界、法租界到南市要换三次车。黄包车执照也不一样,每个区域有自己的牌照,一个黄包车夫至少要捐两张牌照才能够跨区域,否则只能在自己区域里营生。法律的差异更是很难想象。在华界里认为是最该杀头的事情,到租界里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权利。比如,在租界里骂清朝政府没关系,因为没有杀人放火,但如果是在华界里骂,就要抓起来杀头的。不同的法律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在不同的地方实行,其实没什么关系,比如香港地区的法律跟广东法律是不一样的,但因为两个区域有明确界限,因而总体可行。但那时候上海不同区域间是直通的,情况就非常复杂。

复杂到什么程度?我举几个例子。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的地方,即今天的延安东路,原来是洋泾浜,洋泾浜是1914年以后才填平的。洋泾浜是走私贩毒的绝佳场所。虽然,租界在名义上是反对贩毒、运毒的,但是如果贩毒在桥上交易,巡捕从法租界那边来,法租界那边吹下哨子,毒贩就能从桥上跑到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不能够越过桥来执法,所以跑到桥这边就安全了。反之,如果巡捕从公共租界来,也吹哨子,毒贩便跑到另一边去。桥上于是变成三不管的地方,变成大家都管不到的地方,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就在桥上滋生,这给上海城市管理带来了极其复杂的问题。在老上海,这种地方很多,公共租界和华界有交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有交界,法租界跟华界又有交界,这些都是管理薄弱的地方。管理薄弱就变成缝隙,“一市三治”就是这样的特殊格局。

1914年以前的洋泾浜

“缝隙效应”

三个区域是物理空间上的缝隙,在制度上的缝隙就更大了。我们说辛亥革命期间死亡的人数远远比明清换代死的人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宣传。有了报纸以后,对于人心整合有很大的影响。报纸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最关键之处,就是有租界在。报纸办在租界里,清政府没办法把它们封掉。那时反对清朝政府的报纸的散播,国外主要在日本,国内主要就在上海。在日本散播的,清政府可以通过海关把相关报纸和书籍禁掉。但是在上海就没办法了,上海在清朝的统治下,可清朝政府却没办法进租界管理。

最典型的案件就是苏报案。1903年,邹容、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反清的文字。清朝政府跟租界交涉,租界就将章太炎抓进牢里,判了三年,邹容判了两年。这个案件放在其他地方,十个头都给砍掉。苏报案之前,吴稚晖、蔡元培他们因在庄园里发表演说被租界多次传讯,一共是六次。每次都问他们有没有杀人放火,有没有私藏军火,杀人放火、私藏军火都是犯法的,这些都没有,便不算犯法,因此他们一共被传讯了六次,都没有问题。而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和邹容完全是可以逃避抓捕的,只是因为先前宽松的租界环境而“轻敌”了,这才被捕入狱。他们两个人能跑而没跑,是上海特殊的时候发生的特殊事情,他们的英雄行为跟那时候的环境有关系。

1896年创刊于上海的《苏报》

**一大为什么在租界召开?

中国**成立的时候,也是利用了这个缝隙。**一大为什么是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会议,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举行?位于新天地的**一大会址在1921年是上海的边缘,是城乡接合部,不是今天的样子。上海法租界刚扩张以后,一大会址的前面就是菜地,不远就是农田,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才在那儿开会。二大会址位于现在静安区靠近延安路高架一带,那是两个租界交界的地方,就是靠近缝隙,跟陕甘宁边区一个意思。**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有个规定,在上海活动一定要充分利用上海统治薄弱的地方。据邓颖超先生回忆,她跟周恩来在上海搞地下活动,不到一个月肯定换个地方,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报一个名字,不管是真的假的,只要你交钱就能住下去,没人管你。近代上海户口不像后来上海户口那么值钱,户口没人管,来了就是上海人,走了就不是上海人。

位于上海新天地的**一大会址

租界对上海物质文明的影响

中国有26个租界,天津有9个租界,汉口有5个租界,但没有哪一个租界比上海的租界大,上海租界的面积加起来是全国其他23个租界面积的1.5倍。这就是上海为什么影响那么大、西方的影响基本集中在上海的原因。1949年以前在上海的外国人最多的时候超过15万,今天上海的外国人已经超过15万。但今天的外国人和那时候的外国人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的外国人是投资经商或者买房的,很少加入中国籍、成为市民。但那个时候的外国人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家园,住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有的人就出生在这里,把自己所有的兴趣爱好都放在这里。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发现有什么好东西都引进来,首先为自己所用。比如,西方有电灯,上海马上有电灯;西方有电话,上海马上有电话;西方有电报,上海马上有电报;西方有自来水,上海马上有自来水。为什么那么快?因为外国人在西方怎么生活,到上海还得这么生活,于是上海的物质文明迅速发展。这对上海的影响就叫示范效应,和灌输是不一样的。他是为了自己用而引进,不是为了灌输。而中国人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到最后就跟着模仿。

20世纪30年代,英商在上海公共租界建设自来水公司办公大楼及水塔

上海人一开始也抵制过自来水,说这个这玩意儿从铁管子里下来白花花的,铁管子从地上出来会阴阳失调,对人身体不好,而且自来水里有漂白粉的味道,有毒。原来城市里都有挑水夫,挑水夫从井里、河里给每家每户的水缸里送水,水牌子一分钱两桶水。自来水的使用和推广会让挑水夫失业,因此反对自来水的人中挑水夫的呼声最强烈。后来上海自来水公司采取办法,聘用挑水夫为员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挑水夫的问题就解决了。自来水公司又向每家每户免费送水,让人们逐步接受。那时候常常发生传染病,统计下来租界里的死亡率比华界低,原因是华界垃圾粪便管理不好导致饮水有问题。于是上海人开始觉得自来水好。上海人对外国东西的崇尚、爱好是从心里面涌出来的,这种推崇是从以往的生活中体验出来的,不是靠教科书教出来的,而是有自己的实践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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