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伦敦若为一个谜，巴黎则是答案
选自若昂·德让《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
一座城市何以伟大？
17世纪以前，欧洲最负盛名的城市以其悠久的历史著称。游客怀着敬仰之心来到罗马，瞻仰古迹和老教堂。他们没有追求新奇和刺激，而是寻找艺术的灵感，沉迷艺术的世界。到了17世纪，一种新的都市空间和生活模式诞生，并为后世的所有城市效仿。正如现代城市的定义所言，设计一座现代的城市，是以它别样的风采吸引游客的目光。在那时，居住建筑和史无前例的城市设施取代了过去宏伟的宫殿和教堂。无论对巴黎的居民还是前来的游客，城市体验都得到了重塑。现代的城市面向未来，而非过去：速度和变化成为城市的代名词。
很快，许多欧洲人便发现，只有一座城市配得上现代之名。这座城市就是巴黎。
到了17世纪末期，一种新的出版物诞生。这是一类专为徒步探索城市的游客设计的袖珍游客指南和地图，也是当代旅行指南的鼻祖。这类出版物起初向欧洲人介绍巴黎。在这类书的作者看来，巴黎这个地方如此具有革新精神，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观察和理解。到了1684年，热尔曼·布里斯（GermainBrice）的作品《巴黎的奇趣景点新指南》成为18世纪50年代之前所有城市旅行指南中最畅销的一本，很快就被翻译成英文版的《巴黎新指南》。
布里斯的书逐一介绍了巴黎的街道以及街区。正如他在“前言”里解释的，“走一趟路，人们能看到许许多多美丽的事物”。布里斯是巴黎本地人，也是资深的专业导游。从他作品的内容结构可以看出，他已经认识到，旅游的群体已不再限于一小群坐着私家马车逐个游览古迹的人，这类人极少留意乏善可陈的城市景观。到了17世纪80年代，一种新的城市基础设施让步行变得更加便捷，而沿途也随处可见美景，城市本身就是一道风景。
布里斯在1698年版的指南中也附送了一种全新的便携赠品。书里有一张折叠的地图，为徒步的游客提供信息。随着巴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发展，法国的制图学迎来一个黄金时代。由于17世纪的城市景观一直发生着变化，从未停步，新的地图不断产生。无论是地形图、鸟瞰图，还是特写，每一位地图画师都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巴黎的故事。
第一幅地图在1692年由尼古拉斯·德费尔（Nicolasde Fer）设计，针对的群体是逐渐增加的外国游客。当时一份期刊形容该地图尤其适用于“对巴黎一无所知”的游客，今日的游客地图仍然沿用德费尔的结构。地图的左侧用字母顺序列出城市的街道，右侧则是景点，既包括教堂和宫殿，也包括桥梁和路堤。地图是方形的，横向用1到14标号，纵向用字母A到L，均用脚步的距离为单位，“能让每个人一目了然两点之间的距离”。德费尔事实上给徒步游客提供了地图和旅行指南的综合体。到了1694年，他出版了一种小格式的地图（9英寸×12英寸），可直接放入口袋。这种版本的地图如此详细，使得探索当时刚纳入巴黎版图的香榭丽舍大街一带变得十分方便。德费尔的创新拥有怎样的意义，布里斯再明白不过了。因此，布里斯后来决定再次发行1698年版的旅行指南，并且附带了一幅折叠式地图和一张以字母排序的街道列表。
在此之前，关于巴黎的著作也并非罕见，比如雅克·德布罗伊尔在1612年出版的巴黎古迹著作。不过，这类作品（比如安德烈亚·帕拉迪奥出版于1554年的作品，主要介绍古罗马古迹和中世纪朝圣教堂）主要涉及市政建筑和宗教古迹，它们的目标读者是那些用历史丈量城市的游客。约翰·斯托在1598年出版的《伦敦概况》，以及托马斯·德洛纳在1681年出版的《伦敦现状》，都带有古文物研究的倾向。其中现代伦敦的形象则主要是作为商业中心和金融枢纽。相较之下，关于巴黎的旅游指南，表现的则是一座这样的城市，它充满创新的活力，吸引多样文化，激发着能够革新都市生活的思想。
最近的研究显示，一旦城市获得名声，无论这种名声是喧闹或者宁静，往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动摇。而这些最初的巴黎旅游指南也能很好地解释，巴黎的城市意象何以矗立于世界伟大城市之林。
为何现代的游客选择到城市旅游？布里斯和德费尔对此看法近似。在布里斯看来，游客不再乐意去考究历史的细节，反而更喜欢带上一本指南，这类书记载了“现代居住建筑的最新趋势，而不是公墓里的（拉丁文）墓志铭译文”。因此，布里斯也像德费尔那样，在书中描绘了那些在17世纪对巴黎城市体验最为关键的建筑，其中既有私家住宅，也有新型的公共设施，譬如大街。
城市用什么吸引游客？布里斯的旅行指南、德费尔的地图，以及其他在17世纪90年代诞生的新型出版物对这个问题作了全新的解答。让我们以尼古拉·德布勒尼（Nicolas de Blégny）在17世纪90年代的作品为例，这也是最早的内行人城市指南。在他的《巴黎城区各地》以及《有用之书》中，德布勒尼放入了前人从未重视的信息，比如如何找到最好的布里干酪，或者高黄油成分的奶油蛋卷；比如宫廷贵族的御用裁缝的姓名，以及“人生大事”的承办人的住址，还有各类奢侈品的购买地。
这些出版物都提到了17世纪诞生的一种新的城市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座伟大的城市不只是各种建筑的集合，也不仅仅是一座遍地古迹的都城。一座城市之所以值得一游，是因为时下的辉煌和当代的建筑，是因为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丰富的娱乐活动带来的勃勃生机。游客若想瞻仰古迹，仍会选择罗马，但是追求新鲜感和最前沿事物的，如艺术、建筑、商业、时尚或饮食，则会前去巴黎寻找新的体验。他们用全新的游览方式，手里拿着布里斯的指南走在街道上。比如，英国医生马丁·利斯特（Martin Lister）曾于1698年在巴黎这样做，路易·利热（Louis Liger）在他1714年出版的指南里也曾建议读者作此尝试。游客停留在教堂的时间少了，在咖啡店和公共花园的时间多了；他们在公墓的时间少了，逛商店的时间多了。他们不仅要游览教堂，也想要吃得舒心，穿得称心。
在法国电影《艾蜜莉的异想世界》中出现的商店
巴黎并非向来具有如此的吸引力。16世纪下半叶的数十载，法国饱受天主**和清**战争的摧残。对首都在该世纪末的惨状，研究巴黎变迁的历史学家米歇尔·费利比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1597年的巴黎失去光彩，破旧不堪，百废待兴。”事实上，17世纪初期的巴黎街道，还能见到野狼出没。
17世纪的巴黎
在1597年和1700年之间，这座历经灾难的城市得以重建，面目一新。统治者首次请来了从建筑师到工程师的各行业专家，研究城市的布局。他们采纳了专家们关于城市发展规划的建议。这种协同努力产生了革命性的公共工程，加上容纳这些公共工程融入的环境，带给巴黎科技领先的美名，令其城市规划和现代建筑在欧洲引领潮流。
也只有在这些突破性的工程推向更广的受众后，这些项目才得以激励他人以及后世。城市规划刚开始重塑巴黎，甚至连这些公共工程的砂浆尚未晾干，第二次改造便开始了。一座城市顷刻成为传奇，为历史上首次。
整个17世纪，每经历重大的规划，巴黎都能从中获益。这种规划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即“品牌再造”。在无数出版物和绘画中，作家和画家们记录了这座城市从废墟到都市的奇迹转变，并且将其刻画成一处旅游胜地，一个大千世界的缩影。戏剧家、小说家、巴黎史学家、指南书作者、画家、制图师和版画家笔下的巴黎，无论是城市自身还是居民，都笼罩在特别的光环下，比任何地方或任何人都更加优雅，更具魅力。一个将持续数个世纪的神话自此诞生。
随后产生的种种巴黎愿景也同时反映了城市现状，以及构想者对都市生活的幻想。许多愿景实则是某种意义上的宣传，其所言并非完全属实，却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那就是城市的自我感知。当时产生的关于巴黎的文献丰富而繁多，从中即可得知，这座城市如何代言自己。这些书籍和图像也创造了一种新的城市。它们让巴黎人引以为傲，并且产生了社区凝聚力。它们还教会了人们如何使用革命性的公共工程和设施，比如如何漫游公共花园，如何使用街灯，如何搭乘公共交通到达城市的远处。这一系列的作品呈现了巴黎作为现代化重镇的最初构想。
许多巴黎的推崇者开始使用夸张的修辞来表现这座城市激发的热情，如“无与伦比的城市”“世界的缩影”“自成一个世界”“全体人类的故乡”等。环球旅行家弗朗索瓦·贝尔涅里（FrançoisBernier）曾宣称，“所有的原创性思想均起源于巴黎”。剧作家皮埃尔·卡莱·德马里沃（Pierre Carletde Marivaux）通过笔下的一位人物说过：“巴黎就是世界，其他城市与之相比，顶多算郊区。”而卡拉乔利侯爵（LouisAntoine Caraccioli）这位真正意义上的欧洲人，则形容巴黎是“世界之都”，“世界之城”。
昔日废墟，成为今日神话。
公元987年，巴黎成为法国的首都和君王的官邸所在。然而，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城市的地位历经波折。这片土地上，先后发生了百年战争（1337—1453）和法国宗教战争（1562—1598）。1415年，法国在阿金库尔战役中战败，国王放弃了巴黎。1436年，查理七世再次从英国人手里夺回法国。然而，整个17世纪里，瓦卢瓦王朝仍然从他们位于卢瓦尔河谷的城堡而非卢浮宫实施统治。1589年，亨利三世遭宗教狂热分子暗杀，瓦卢瓦王朝覆灭。他的继承人亨利四世，也是波旁家族的第一位国王，曾两次武力夺取巴黎，均以失败告终。亨利四世最后通过外交手段夺回了这座饱受数十年战争摧残的都城。1594年他进入巴黎，当时的巴黎面积庞大，是君士坦丁堡以西最大的城市，却也是千疮百孔，城市功能完全丧失了。
然而，亨利四世有着卓越的效率。他颁布《南特赦令》，使得宗教宽容成为基本国策。此外，他还和西班牙人签订了一项条约，到了1598年，他通过上述措施，完成了统治时期的第一个目标：实现和平。随后，他重组了国家的行政机构。在宗教战争中，各省的政府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亨利四世开启的新政策使巴黎完全成为法国政府的中心，他之后的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也继续实行这些政策。行政功能逐渐集中，法国君主制逐渐变成专制。不过，让巴黎脱胎换骨的，却是亨利四世建设城市的才干。
对这座饱经战争劫难的城市，亨利四世启动了他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项目，进行彻底的改头换面。在他1610年遭暗杀前的十多年时间内，他已使巴黎踏上成为“宇宙之都”的康庄大道。
事实上，国王的巴黎规划已然十分宏伟。在1691年3月，巴黎市政府收到通知，说“陛下已经宣布，将尽毕生之力，打造一座绮丽辉煌的都城，使巴黎自成一个世界，成为一个奇迹”。国王很快把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法国当时的期刊《法国信使》曾写道：“亨利四世成为巴黎的当家后，你可以看到这座城市到处都是建筑工人。”仅仅过了六年，这位国王写信给法国驻梵蒂冈的使者茹瓦厄斯枢机，谈到“关于巴黎建筑的新闻”。他列举了几项最令他骄傲的公共工程，并说：“这个城市的变化将让你吃惊。”
一百年后，尼古拉·德拉马尔（Nicolas Delamare）这位研究巴黎市政管理的历史学家肯定了这位国王的豪言壮语。他认为，亨利四世以前，“似乎从未有人想到过美化巴黎”。每当亨利四世或当时的崇拜者自豪地列举那时的建筑成就时，总会首先提及被称为“法国两大奇迹”的都市工程：其一为新桥，它改变了日后欧洲城市和河流的关系；其二为皇家广场，也就是今天的“孚日广场”，它引领都市公共空间的变革。评论家们往往会强调，“亨利四世在位初期，巴黎是片巨大的荒地，到处是空地、平原以及沼泽，人迹罕至，遑论房屋建筑”。国王将空空如也的土地改造成新的都市景观，创造了新的进程，让城市彻底告别1590年的惨状。甚至，一些外国人和巴黎人时隔几年后回到巴黎时，都会看到“城市的面貌截然不同”。
横跨塞纳河的新桥
孚日广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巴黎的面貌日新月异。亨利四世的儿子路易十三，虽没有父亲那般宏大的规划，却也完成了父亲最受瞩目的几大工程，包括圣路易岛。路易十三将大片的“贫瘠之地”改造成巴黎最典雅的社区，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圣路易岛。自17世纪40年代建成至今，那里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最初的面貌。路易十三的儿子对城市也有宏伟的计划，是其祖父不折不扣的继承者。
路易十四的宰相[1]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Jean-BaptistColbert）在1669年亲手写下的两段话很好地说明了这点。第一段话列举了一系列重大的建筑工程，结尾写道：“到处是宏伟壮丽的景象。”第二段则可视为路易十四的绝对命令：“这个王朝绝不止于微小的成就。”
亨利四世时期规划的城市区域和范围，远不如17世纪最后几十年。无论是左岸或是右岸，无论是城市的边缘还是城市的中心，各地建筑（包括标志性的卢浮宫）都在重建，社区也在重新设计或者重新规划。1677年创作的版画展现了卢浮宫外观的翻新，也很好地说明了这座城市到处大兴土木的现象。巴黎是一座永远在变动的城市，它急于摆脱自己的过去。当时的人无论朝哪个方向走15分钟，总能遇到造成这种印象的情景。
路易十四对这些工程的关注可谓事无巨细。1672年5月，科尔贝尔写信问他，这些细节是否太让他费心，他的回答则十分明确：“我想了解到细枝末节。”
1666年，伦敦遭受严重火灾。火灾过后，查理二世收到一些对灾区进行现代改造的计划。其中，克里斯托弗·雷恩曾提议，大力效仿巴黎的规划模式。然而，由于伦敦的业主担心权益和税收问题，就急忙启动重建了，所有重大变革的想法因此搁浅。在巴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君主和同样坚决的市政当局同心协力，造就了现代史上第一座不通过村庄自然发展扩张成城市的首都。巴黎的外观由直线、直角和斜向辐散的大道组成，这种外观也影响了很多后来的城市，从最先的欧洲，到之后的其他地区。1698年，一位英国游客称：“巴黎的街道如此的规则和整齐，你甚至觉得仿佛置身一座意大利歌剧院……而非一座城市。”
研究巴黎城市管理史的德拉马尔认为，随后竣工的公共工程项目中，有一项最能代表这种规划思路。1705年，他首次指出：“迄今为止，每一位对巴黎享有支配权的君主，都在增强巴黎的防御，以抵抗外来入侵。”他解释说，由于路易十四军事上节节胜利，“这座都城对外不再充满戒备，防御工事因此成为摆设”。路易十四下令拆毁了这些防御，并且在原地建成了一条巨型的、沿路种树的步行道。这条道环绕这座城市，成为最早的林荫大道。
自17世纪起，每个欧洲国家的防线都从一座座城市转向国家的边境。这位太阳王也是最早针对这种战争和国防的性质变化采取措施的君主。建筑上，路易十四以开放取代了惧外，使得巴黎成为现代欧洲史上第一座开放的城市，这也是围墙城市迈向现代景观城市的关键一步。
城市的壁垒改造为绿色步行道，这是巴黎当时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这项工程一直持续到18世纪60年代，在路易十四的继任者期间竣工。一些人批评路易十四大笔挥霍，只是为了兴建凡尔赛宫，但这项公共工程的耗费却不在他们的批评范围中。这道路易十四所说的“壁垒”，就像许多将巴黎变为现代城市的规划思路，均由皇室和市政厅共同出资实现。
人们往往主要把市政工程归功于国王和实施规划的大臣。没有国王的这些许可，这些项目将无法进一步落实。这些大臣包括亨利四世时期的马克西米利安·德贝蒂纳、苏利公爵、路易十三时期的阿尔芒·让·迪普莱西、黎塞留枢机，以及路易十四时期的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弗朗索瓦·米歇尔·勒泰利耶、卢瓦侯爵。这些深刻改变城市历史的工程需要市政官员的合作，也需要主要来自巴黎市政厅的资金。
在巴黎现代化的两个最为活跃的时刻，巴黎市长体现了果断而高效的领导手段，并且和国王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个职位是巴黎商人的总代表或者会长，也是巴黎的一把手。担任商人会长期间，弗朗索瓦·米龙（1604—1609）和克劳德·勒佩勒捷（1668—1676）分别是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从1667年起，第三位对巴黎的变化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出现了，那就是尼古拉·德拉雷尼（1625—1709）。此人被路易十四任命为巴黎的警察局局长。德拉雷尼的职责范围较广，实质上相当于当今许多大城市的市长。他既要负责街道的照明，又要负责街道的卫生，既要打击犯罪，又要缓解交通问题。这也使得这座城市在迅速现代化的同时，产生了更加现代的政府。
然而，在很多情形下，巴黎城中这些庞大建筑的资金并非来自公共领域。亨利四世接手巴黎时，这座城市的金融体系也像市容一样，千疮百孔，脆弱不堪。没有私人投资者的帮助，他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取得巨大进展，而他的两位继任者也沿袭了他的做法。许多巴黎不同时期的标志性建筑，从孚日广场、圣路易岛，到旺多姆广场，它们的构想来自皇室，亦得益于皇室的支持，但得到实施，却是金融家和地产开发商追逐利益的结果。
在17世纪的许多时期，巴黎一派繁华景象。土地投机既是繁华的象征，也是这繁华背后的驱动。开发商买下一片片荒地，在上面建造了基础设施，并和那些同样有投机心理的建筑师一同建造了房屋。他们总是希望房产能够带来巨额回报。一些人发家了，一些人倾家荡产。发家者不乏一些平民出身的人。比如，有些人原本是店里的营业员，却用新获的巨额财富买下了原本专属于贵族的财产：比如豪华的马车，还有媲美甚至超越名门望族的庄园。
这些故事也展示了巴黎的另一面。巴黎是一大金融中心，创造了引人注目的新财富。这些人的经历也带给巴黎人新的观念，那就是，金钱可以改变根本的社会结构。来自平民的房地产大亨住在孚日广场、圣路易岛、旺多姆广场等地的核心地段，这也仿佛告诉众人，在巴黎这座因变革而发展的城市里，一个人不再受限于出身。他们完全可以白手起家，重塑自己。在一座现代之城，只要财力足够，便可以成为任何一种角色。
这些极具远见的城市工程也一天天地改变城市的社会结构。在1600年，巴黎很少有场所让经济地位悬殊的人发生接触。但随着17世纪向前推进，巴黎的重塑也给了人们可看和可去之处。随着新景点的不断出现，以及交通变得更加便捷，巴黎人开始走出家门和街区，去体验这座城市的空间和人潮。城市的体验变得更加多元，人们的活动也更加频繁。人们感叹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的同时，也会和一些原本可能绝无交集的人擦肩而过。
人们描绘17世纪的巴黎，常常会提及这座“人山人海”的城市特有的拥挤人潮。巴黎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8世纪末，在此之前，只能估算人口。到了1600年，巴黎大约有22万人口。到了1650年，人口约为45万。现在大多数人都同意一个观点，那就是1700年这座城市大约有55万人口，略多于欧洲的唯一一个对手伦敦，尽管仍不及世界上几座人口最多的城市：君士坦丁堡、江户（东京）以及北京。
但是17世纪末巴黎的人口这个问题，还有更多趣事可挖。当时的许多权威机构都提出了估算值，且全部基于科学的证据，为历史上首次。这些证据包括巴黎最具名望的制图师皮埃尔·巴勒（Pierre Bullet）的研究结果，这个领域的天才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Sébastien Le Prestre deVauban）的统计数据，以及巴黎最早的“市长”德拉雷尼收集的数据。当时最严肃的统计数值，无一例外地远高出今天人们认可的结果，71万（德拉雷尼），72万（沃邦），80万到90万（城市历史学家根据巴勒的数据推算的结果）。
对那些悉心观察的人来说，17、18世纪之交的巴黎人口看上去远比现实要更多。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来自一种巴黎常见的多层建筑。布里斯则形容其在“别的城市罕见，因为那里人人都想要自己的房子”。自1650年起，建筑师、工程师以及城市历史学家便开始注意到巴黎那些四层、五层、六层甚至七层的房子。他们也像布里斯一样强调，“即使这种七层建筑里最狭小的空间也住满了人，而且需求如此大，导致租金居高不下”。因此，布里斯认为，“认真研究这个建筑问题的人，都会得出结论，伦敦虽然面积辽阔，但人口肯定少于巴黎”。
这种推论也常常用来说明，巴黎人口甚至远超欧洲以外的城市。1686年，第一批暹罗大使来到巴黎后表示，“既然巴黎的房子比他们国家的高六倍，那人口肯定也是多六倍”。一位权威的旅行作家弗朗索瓦·贝尔涅里认为，“由于五重巴黎的叠加”，它的人口肯定多于德里。（事实上，两个城市的大小差不多。）
许多认真研究过巴黎人口问题的专家指出，虽然巴黎不断扩张，但人口增长不再来自内部。科尔贝尔和拉耶尼先后于17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通过洗礼、婚姻以及死亡人数进行统计。他们发现，随着时间增长，洗礼的数目几乎等同于死亡的人数。这些收集数据的人认为，巴黎人口之所以继续增长，是因为城市吸引了外省的法国人以及外国人。他们解释说，外省人来巴黎是为寻找机会。对于外国人，则是“出于好奇”或者“寻找乐趣”。
谈论巴黎的发展，人们往往能在一点上看法一致：能引发外国游客好奇的事物不胜枚举。首先，巴黎拥有只有大城市中心才有的宏伟建筑。进入17世纪，巴黎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了开创性的建筑。部分新建筑的前身，是该世纪中叶巴黎出现的意大利式穹顶建筑，比如40年代的圣路易—圣保罗教堂，或者60年代的四国学院（也就是今日的法兰西学院），这类美丽的建筑改变了巴黎的天际线。无论在这之前还是之后，巴黎都是这种创新且法式风格鲜明的建筑的中心。
早在1652年，走访了所有欧洲主要首都的建筑家约翰·埃弗兰（John Evelyn）说，“巴黎的建筑无可比拟”。意大利有最好的教堂，但“至于街道……以及普通建筑，巴黎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出色”。埃弗兰的评价也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承认，一座城市的伟大有其建筑的功劳。此外，埃弗兰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巴黎的建筑从追求豪华气派，转向注重居住和公共服务功能，这种转向越来越成为这座法国首都的主旋律。他还说，过去四十年是这种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建议游客留意这座城市迅速变化的建筑景观。
香榭丽舍大街
埃弗兰所言极是。在路易十四时期，巴黎出现了一片片新街区。在巴黎右岸，一片巨大的街区沿着黎塞留路拔地而起，最后产生了旺多姆广场；在左岸，一片更大的街区从圣日耳曼德普雷不断延伸，到路易十四末期，已经扩张到了巴黎荣军院附近。每个时期，房产开发商和建筑师都有始有终地协作，保证居住区外观统一，并且保证每一片新的地区（而非仅仅单独的房屋）都能作为一道建筑景观。1671年，路易十四创立了法国皇家建筑学院，在17世纪后几十年有效地帮助了开发商和建筑师。比如，在1674年，这个学院的成员讨论如何规定城市广场的比例，以及规定广场附近房子的高度。到了1711年，巴黎城市历史学家费利比安形容1597年巴黎的“颓败”，又指出，在他的时代，“所有外国人”都认为巴黎“是欧洲最伟大的城市”。
同时，巴黎这座城市的现代技术也深深吸引着外国人。在17世纪下半叶，法国超过了曾在城市设施和技术上处于欧洲领先地位的荷兰。在1653年和1667年间，巴黎连续实现了三个第一：第一个公共邮政系统，第一个公共交通系统，以及第一个街道照明系统，为城市带来了飞速的进步。
到了1667年，巴黎人和游客可以在孚日广场乘上公共马车，把钱交给穿着制服的乘务员，然后坐车到达当地许多景点。如果他们选择在天黑后出行，整个路途中将会有通宵的灯光照亮。这些发明创新足以吸引各地人前来参观。其中巴黎的常住者，乔瓦尼·保罗·马拉纳（Giovanni Paolo Marana）曾在17世纪90年代建议外国人：“无论你来自多远的地方，哪怕只是为了看看巴黎的街灯，都足以促成一次拜访。每个人都必须过来见识一下连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从未想象的一些东西。”
巴黎越来越成为高品质生活的代名词，外国人冲着巴黎的生活品质，前来此地居住。剧院和歌剧并非巴黎独有，但舞蹈却是别处没有的。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路易十四在多个学院推行舞蹈，他也成立了第一家国家芭蕾公司。1700年，拉乌尔·弗耶出版的《编舞艺术》是最早创作舞谱系统的尝试。巴黎因此成为新型现代舞蹈的发源地。随着艺术家和文化机构聚集巴黎，巴黎成了文化的帝国，其文化输出到许多国家。
然而，巴黎受众最广的活动是街头散步，后来的人们把这活动和巴黎这个名字联系到一起。
拥有了世界最早的现代街道、最早的现代桥梁，以及最早的城市广场，巴黎具备了步行城市的雏形，人们不再是随意走过，而是有目的地前去寻找乐趣。
到了17世纪末，巴黎到处能见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行人，包括之前从未亲自步行探索城市的贵族。一位名叫约阿希姆·克里斯托弗·内梅兹（Joachim Christoph Nemeitz）的外国观察家指出，除了下雨天，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在路上遇见贵族。上流社会的女性经常走在街头，**戴任何防护，而是穿着最精致时髦的穆勒鞋[2]，令外国人惊叹不已。人们之所以能享受步行，是因为在巴黎，越来越多的道路铺设了大卵石。油亮亮的大卵石令前来巴黎的外国游客赞叹不绝。这些卵石赋予巴黎现代的外貌，并且本质上改变了巴黎街道的情调，带给行人一种既新奇又现代的足**验。
1777年，敏锐的欧洲生活观察家卡拉乔利侯爵，称赞17世纪的巴黎人重写了城市步行的历史。“在1600年，”他解释道，“欧洲的上层社会并不了解步行的趣味，也许是因为他们不想和普通人走在同一条街上，从而降低自己的格调。”但是，到了17世纪末，“巴黎人的方式……让他们大开眼界，他们开始走下马车，用双脚走路”。许多描述都可证明，巴黎在17世纪的公共工程还教会了市民和城市进行互动的其他方式。
巴黎的新都市文化最显眼之处，莫过于现代巴黎的首座标志性建筑：新桥。随着新桥在1606年进入公众视野，它吸引的游客数不断地打破纪录。人们从桥上望着塞纳河风光，而这种体验自此成为巴黎旅游的精髓。
新桥
1600年，塞纳河是巴黎的商业运输航道，输送着进入巴黎城的沉重货物。很少人发现这条河的美妙。原因很简单，当时几乎无法一眼望到绵延的河流，河堤还未开发，房子就已依河而建。大多数桥梁两侧都是房屋，过桥的时候，远处的视线受阻。然而，新桥不同于佛罗伦萨的维琪奥桥和伦敦的伦敦桥，其周围没有房屋。事实上，桥上面有小型的露台，造型类似剧院的包厢，能吸引过桥的人们停下来，倚在桥边，欣赏河面的景色。
留心每一张新桥的绘画便可发现，露台上到处是被巴黎的新景观体验吸引过来的观众（参见彩色插图）。从1606年起，这种景观不断地丰富。许多最新、最美的建筑都沿塞纳河而建，使得巴黎成为第一座用河流展示现代建筑面貌的欧洲首都。河岸对美丽而统一的城市天际线的塑造作用，也在这座首都最早得到体现。
另一种全新的、令外国人无法抵抗的体验，也是源于巴黎的步行文化。由于巴黎上层社会人士开始出现在巴黎的每个角落，用步行替代了马车，大众也首次有机会观察他们的衣着打扮。由此产生的人的景观也在质量上无可匹敌。旅行指南作家内梅兹告诉读者，巴黎的公共花园能带给他们一种独特的体验：“那里聚集着不同年龄和阶层的男男女女”；“王公贵族从你身边经过，你可以仔细打量他们”并且研究“最佳着装以及最新流行趋势”。在此三十五年前，一位研究巴黎的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巴黎的花园里到处是外国人，因为巴黎人“比欧洲其他地方的人更讲究穿着”，游客在花园里“可以了解最新的样式”。这些17世纪的评论家因此指出，巴黎成为欧洲的理想旅游胜地，最核心的因素是巴黎高级时尚的首都地位。
专为外国游客写的旅游指南也强调了巴黎值得一游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巴黎，不仅能见到欧洲穿着最为考究的人，也可以把自己变成那样的人。有位作家曾说，这个过程轻而易举，因为“这里你能看到数以千计的奢侈品”。所以，“等你回到家门后，你已经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法国向来生产诸如优质纺织品之类的奢侈品。然而，在路易十四以前，法国的工艺人一直活在他们在欧洲的头号对手意大利人的阴影之下。到了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科尔贝尔决定，实行优惠的行业规定和进口税制度，帮助法国在这个高收入、高利润产业达到绝对的欧洲第一。于是，到了17世纪末，欧洲的精英只钟情于法国裁缝、法国鞋匠、法国珠宝匠以及法国调香师制作的产品。
法式精品店也成了一种独特的体验，这些当今高级精品店的鼻祖，比当时任何一地的都要讲究，以至于有位游客称其为“商店之精华”。商品摆设在典雅的橱架上，令顾客赏心悦目。在这些最早的橱窗里，一些精品专门用玻璃盒子装着，吸引过路行人。1698年，英国医生马丁·利斯特和新上任的英国大使前来巴黎时，曾赞叹这些商品带给这些“精心装饰”的商店一种“不同一般的感觉”。
到了晚上，橱窗里摆满的灯饰，正如内梅兹所言，“点亮了外面的街道”。晚上的街道被这座城市“一家家美妙的咖啡馆”照亮：另一本旅游指南则形容“店里的灯光如此明亮”，经过一面面巨大镜子的反射，“使得街头更加明亮”。店里的灯光和新式的街灯一起创造了内梅兹所认为的都市现代化的巅峰：晚间购物。内梅兹向他的读者写道，巴黎的许多商店直到10点，甚至11点才关门，“以至于这里到了夜晚，你也会看到像白天一样的人来人往”。
在一些人看来，巴黎城市中显眼的奢侈品文化似乎有些过度。有本旅游指南曾告诫读者“巴黎什么都贵”，“琳琅满目的商店让你丧失判断能力”，让你“最后带着你本不需要的东西回家”。利斯特曾说，“奢侈品就像一个漩涡，把人们卷入它的中心”。路易十四本人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许多丈夫会疯狂到此种地步，以致他们妻子的‘华丽服装’能毁掉他们的生活”。另一个人，圣西门公爵，则是对国王原话进一步补充，“国王应该还要加一句，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全身上下穿着讲究”。然而，诸如此类的警告却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巴黎继续成为见证时尚，以及消费所有时尚商品的唯一去处。
这种漫步在街道的体验很快就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步伐进入文学作品。在新桥和皇家广场成为城市景观之后，法国喜剧首次将场景放在具体的地点，而不是平常的巴黎街头。剧中的主人公开始提到这些崭新的景观。他们的言行举止也被城市新型的设施和工程重塑。
最早关于巴黎的文学作品让读者注意到新的穿越巴黎的方式。速度已经是城市体验的一个标记。人物匆匆穿过街道，步伐如此之快，不是有事要做就是有地方要去。比如，1643年上映的皮埃尔·科尔内耶（PierreCorneille）喜剧里曾出现这样一幕：一个人为了走遍巴黎，行走的步伐如此之快，以至于同行的父母不停抱怨“上气不接下气，浑身难受”。
这座已变身建筑之都、科技之都、文化之都和奢侈品之都的城市，同时也成了一座步履匆匆的城市。这一点，居住在巴黎的外国人也有观察。一位德国人在为他的同胞创作的旅行书中曾说，巴黎人比其他欧洲人“更有活力和精力”，就如他们的城市般“来去匆匆”，而西西里人马拉纳则形容巴黎人“无论昼夜，都在不停地忙碌”。
早先的巴黎城市指南认识到，就像巴黎人一样，现代的游客也是行程满满，总希望能充分利用他们逗留巴黎的时间。布里斯认为每一次游览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漫步，而且是一次“疾行”，就像当时的字典里解释的：“快步行走的动作。”
在巴黎人穿过街道的速度和这座城市创造的新事物之间，一种关联也得以形成。这也说明，这些快步行走的巴黎人和游客，其步调也和城市的步调一致，他们倾听着街道和城市的脉搏。居住在这座被公认是欧洲文化中心的城市，他们对城市也有更高的期望。
今天，有一个人常被视作一手打造了巴黎现代化景观以及其诸多标志性特征，此人就是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 Eugéne Haussmann）男爵。有些人把巴黎进入现代化的全部功劳都记在奥斯曼身上，而这些人通常会说，19世纪中叶的巴黎，还未摆脱中世纪城市的模样。
诚然，19世纪中叶，在奥斯曼理念的指导下，巴黎在重塑的进程中用林荫大道取代了一些中世纪的街道，奥斯曼基于直线和几何学精度的设计也确实重塑了城市的部分区域。虽然，大兴土木的这两个时期，第二次才真正将巴黎塑造成我们今天所知的巴黎。但是，那些把奥斯曼视作唯一功臣的人没有看到，这个和奥斯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愿景，其实在两个世纪前便已成为巴黎的特色。很大程度上，奥斯曼是在沿袭17世纪重塑巴黎的人留下的模板。
在奥斯曼启动工程之前，巴黎在17、18世纪之间增加的大量工程已不再是中世纪的风格。这些地区的现代特征已经十分明显，出现了早期的林荫大道、横平竖直的大街，以及专门为了连接城市与外围、方便穿越巴黎的街道。比如，当奥斯曼铲平西岱岛上的大部分建筑时，他放过了邻近的圣路易岛。早在17世纪，圣路易岛上便已出现街道网格规划和居民楼，并且完全达到了19世纪的标准。
同样的，百货店、公共马车、咖啡文化以及璀璨街灯等在19世纪的林荫大道得到发展的现象，这些被视为巴黎特色体验的事物，也早在17世纪最后十年，在巴黎第一批环城林荫大道建成后不久，便已进入巴黎人和游客的视野。那时，数十年的规划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变化快于任何一个时期。巴黎已经成为克劳德·莫奈在1859年形容的，一处“令人眩晕”的地方，一阵诱惑的“旋风”，“让我彻底忘记基本的义务”。
仅仅在一个世纪里，巴黎被重塑成一个“宏伟”的地方，同时也因为街灯、林荫大道、橱窗、塞纳河的浪漫，以及快节奏的步行生活而成为新的“世界奇迹”。与此同时，一种更为隐蔽的概念也诞生了：“巴黎”成为为数不多的代表真正的神秘的词语，拥有独特的氛围，笼罩在魅力的光辉之下。
1734年，普鲁士贵族卡尔·路德维奇·冯·波尔尼兹成为第一位指出“巴黎”这个词汇最新含义的人。他说，“描述巴黎可谓多此一举”，“多数人即使从未去过，也知道那是怎样一个地方”。
一百多年后，古斯塔夫·福楼拜笔下的艾玛·包法利，更好地验证了这一点。这位文学主人公如此相信梦想：“巴黎是怎样的？无法衡量的名声！她低声重复着‘巴黎’，只是因为重复让她自得其乐；这个声音就像教堂的钟声回荡在她耳边；就像眼前的一束光芒。”
1900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到，早在踏足巴黎之前，他就被巴黎的魅力深深吸引。他说：“巴黎许多年来都是我的向往，踏在这座城市的路面上，带给我的幸福感让我觉得，我的其他欲望也会得到满足。”对这个让现代世界看到梦的力量的人来说，“巴黎”是最终的幻想。
巴黎之后便成为一座梦想的工厂，一座能够激励幻想的城市，一座总是能够兑现它所带来的期望的城市。
巴黎因此成为现代最具代表性、最商业化的城市。“我们离不开巴黎”，因为巴黎就在我们左右，柔光下的桥梁、咖啡厅、林荫大道和石板路、巨大的建筑，还有经典的石灰岩建筑表面。我们常在杂志、电视或者电脑屏幕上看到巴黎的浪漫，这种浪漫被用来推销美食和高级时装，甚至浪漫的爱情本身（从订婚戒指到婚后的蜜月旅行）。
本书为你展开巴黎的创造过程，既有建筑上的，也有概念上的。本书讲述的，正是巴黎何以成为巴黎的建城史。
《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
How Paris Became Paris: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City
若昂·德让 著 赵进生 译
译林出版社 2017
1667年末的一天，
约3000盏灯一齐照亮巴黎夜色，
对很多人来说，
那个时刻似乎是一种姿态，
象征巴黎已经面目一新，
达到更高的境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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